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戚建庄
“两弹一星”最初指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两弹”中的原子弹和氢弹后来合称核弹，另一弹指早期研发的导弹。后来“两弹一星”指导弹、核弹、人造卫星。
研制“两弹一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中央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打破核大国的讹诈与垄断，为了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高瞻远瞩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化为危机智慧的又一典范。老一代科学家和广大研制人员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风餐露宿，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取得了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从此。中国成为了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
毫不夸张地说，“两弹一星”精神，是20世纪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可贵民族精神。
诗赞：
摆脱帝国核讹诈，
维护和平保国家。
举国一体齐奋发，
意志弥坚战风沙。
赤子满腔充满爱，
刻苦钻研热血洒。
两弹一星传神话，
探月筑梦飞彩霞。
一、“两弹一星”研制的历史背景
（一）核武器的威力及其发展
1、核武器的威力
核武器包括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主要利用核裂变或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原子弹是利用铀235或钚239等重原子核的裂变链式反应原理制成的裂变武器; 氢弹主要利用重氢或超重氢等轻原子核的热核反应原理制成的热核武器或聚变武器。中子弹是一种新型核弹，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小型氢弹，只不过这种小型氢弹中裂变的成分非常小，而聚变的成分非常大，因而冲击波和核辐射的效应很弱，但中子流极强。它靠极强的中子流起杀伤作用，据称能做到“杀人而不毁物”。
原子弹爆炸比只装化学炸药的常规武器要大得多。例如，1千克铀全部裂变释放的能量约8×1013焦耳,比1千克梯恩梯炸药爆炸释放的能量4.19×106焦耳约大 2000万倍。因此，核武器爆炸释放的总能量，即其威力的大小，常用释放相同能量的梯恩梯炸药量来表示，称为梯恩梯当量。美、苏等国装备的各种核武器的梯恩梯当量，小的仅1000吨，甚至更低;大的达1000万吨，甚至更高。美国投于日本长崎的那颗原子弹(代号叫“胖子”)，弹重约4500公斤，弹最粗处直径约152厘米，弹长约320厘米，爆炸威力估计为20000吨梯恩梯当量。
核武器爆炸，不仅释放的能量巨大，而且核反应过程非常迅速，微秒级的时间内即可完成。因此，在核武器爆炸周围不大的范围内形成极高的温度，加热并压缩周围空气使之急速膨胀，产生高压冲击波。地面和空中核爆炸，还会在周围空气中形成火球，发出很强的光辐射。核反应还产生各种射线和放射性物质碎片;向外辐射的强脉冲射线与周围物质相互作用，造成电流的增长和消失过程，其结果又产生电磁脉冲。这些不同于化学炸药爆炸的特征，使核武器具备特有的强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沾染和核电磁脉冲等杀伤破坏作用。核武器的出现，对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原子弹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氢弹。氢弹利用的是某些轻核聚变反应放出的巨大能量。它的装药可以是氘和氚，也可以是氘化锂6，这些物质称为热核材料。按单位重量的物质计，核聚变反应放出的能量比裂变反应更多，而且没有所谓临界质量的限制，因而氢弹的爆炸威力更大，一般要比原子弹大几百倍到上千倍。
2、核武器的发展
核武器的出现，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科学技术重大发展的结果。1939年初，德国化学家O.哈恩和物理化学家F.斯特拉斯曼发表了铀原子核裂变现象的论文。几个星期内,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验证了这一发现,并进一步提出有可能创造这种裂变反应自持进行的条件，从而开辟了利用这一新能源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广阔前景。但是，同历史上许多科学技术新发现一样，核能的开发也被首先用于军事目的，即制造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其进程受到当时社会与政治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从1939年起，由于法西斯德国扩大侵略战争，欧洲许多国家开展科研工作日益困难。 同年9月初，丹麦物理学家N.H.D.玻尔和他的合作者J.A.惠勒从理论上阐述了核裂变反应过程，并指出能引起这一反应的最好元素是同位素铀235。 正当这一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发表时，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1940年夏,德军占领法国。法国物理学家J.-F.约里奥-居里领导的一部分科学家被迫移居国外。英国曾制订计划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但由于战争影响，人力物力短缺，后来也只能采取与美国合作的办法，派出以物理学家J.查德威克为首的科学家小组，赴美国参加由理论物理学家J.R.奥本海默领导的原子弹研制工作。
在美国，从欧洲迁来的匈牙利物理学家齐拉德·莱奥首先考虑到，一旦法西斯德国掌握原子弹技术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经他和另几位从欧洲移居美国的科学家奔走推动,于1939年8月由物理学家A.爱因斯坦写信给美国第32届总统F.D.罗斯福，建议研制原子弹，才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但开始只拨给经费6000美元，直到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才扩大规模，到1942年8月发展成代号为“曼哈顿工程区”的庞大计划，直接动用的人力约60万人，投资20多亿美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制成 3颗原子弹，使美国成为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制造原子弹，既要解决武器研制中的一系列科学技术问题，还要能生产出必需的核装料铀235、钚239。天然铀中同位素铀235的丰度仅0.72%，按原子弹设计要求必须提高到90%以上。当时美国经过多种途径探索研究与比较后，采取了电磁分离、气体扩散和热扩散三种方法生产这种高浓铀。供一颗“枪法”原子弹用的几十千克高浓铀，是靠电磁分离法生产的。建设电磁分离工厂的费用约3亿美元(磁铁的导电线圈是用从国库借来的白银制造的，其价值尚未计入)。钚239要在反应堆内用中子辐照铀238的方法制取。 供两颗“内爆法”原子弹用的几十千克钚239，是用3座石墨慢化、水冷却型天然铀反应堆及与之配套的化学分离工厂生产的。以上事例可以说明当时的工程规模。由于美国的工业技术设施与建设未受到战争的直接威胁，又掌握了必需的资源，集中了一批国内外的科技人才，使它能够较快地实现原子弹研制计划。
德国的科学技术，当时本处于领先地位。1942年以前，德国在核技术领域的水平与美、英大致相当，但后来落伍了。美国的第一座试验性石墨反应堆，在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领导下，1942年12月建成并达到临界;而德国采用的是重水反应堆,生产钚239，到1945年初才建成一座不大的次临界装置，为生产高浓铀，德国曾着重于高速离心机的研制,由于空袭和电力、物资缺乏等原因,进展很缓慢。其次,A.希特勒迫害科学家,以及有的科学家持不合作态度，是这方面工作进展不快的另一原因。更主要的是，德国法西斯头目过分自信，认为战争可以很快结束,不需要花气力去研制尚无必成把握的原子弹，先是不予支持，后来再抓已困难重重，研制工作终于失败。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美国有不少知道“曼哈顿工程区”内幕的人士，包括以物理学家J.弗兰克为首的一大批从事这一工作的科学家，反对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城市。当时，日本侵略军受到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有力打击，实力大大削弱。美、英在太平洋地区的进攻，又几乎全部摧毁日本海军，海上封锁使日本国内的物资供应极为匮泛。在日本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美国仍于8月6日、9日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仅有的两颗原子弹。最终，日本政府于同年8月15日宣告无条件投降。
苏联在1941年6月遭受德军入侵前,也进行过研制原子弹的工作。铀原子核的自发裂变，是在这一时期内由苏联物理学家Г.Н.弗廖罗夫和Κ.А.佩特扎克发现的。卫国战争爆发后,研制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43年初才在物理学家И.В.库尔恰托夫的组织领导下逐渐恢复，并在战后加速进行。1949年8月，苏联进行了原子弹试验。1950年1月,美国总统H.S.杜鲁门下令加速研制氢弹。1952年11月，美国进行了以液态氘为热核燃料的氢弹原理试验，但该实验装置非常笨重,不能用作武器。1953年8月，苏联进行了以固态氘化锂6为热核燃料的氢弹试验,使氢弹的实用成为可能。美国于1954年2月进行了类似的氢弹试验。英国、法国先后在50和60年代也各自进行了原子弹与氢弹试验。
由此，核武器直接体现的威力以及其背后所展现的军事实力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二）世界两级格局对我国的影响
1939——1945 年，人类经历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战争，世界人民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随着战争的结束，国际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美苏两级对抗的局面。就苏联而言，一方面加大与美国军事竞赛的较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军事装备上；一方面积极加强与中国等国家的合作交流。在美苏长达三十年的冷战中，亚洲拉丁美洲等其他国家虽然处在艰难境地中谋求生存，但是仍旧不忘记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力量逐渐发展壮大，并在日后走上世界舞台，成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1、西方国家的核武器威胁
原子能裂变或聚变产生的巨大杀伤力和威慑力开始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它能够在国际政治关系中成为与对手谈判的重要砝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久便发动了朝鲜战争。次年10月，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援助下使美军大败。杜鲁门政府在当时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表露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计划。1954年越南战争中，中国远征军远赴越南抗击美军侵略，美国政府也计划在中国投放原子弹以威慑中国政府。面对来自美国的核威胁，中国并没有选择退却，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任何威胁和任何困难面前绝不畏惧绝不退缩的革命气势和知难而进的革命精神。
2、中苏关系的逆转
1954年1月，苏联政府表示将在核技术和核武器导弹的制造方面为中国提供一定的援助。1958年，苏联为中国进一步提供了核工业发展所需的机器设备、模型、资料、原材料等，并专门派送近千名科学专家到中国。苏联专家的到来，为中国核工业人才培养指导以及建设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随着中苏分歧的日益加深，赫鲁晓夫于1960年8月单方面撕毁合约，这对中国的核工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国并没有停止发展核武器战略的步伐，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相继造成原子弹、氢弹，并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二、“两弹一星”研制的艰难历程
20世纪50和6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极不寻常时期。当时，世界上几个大国进入了“原子时代”。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美苏之间为争取核优势，竞相研制更尖端的核武器，并先后取得突破。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一）起步阶段
1954年10月，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在广西富钟县发现铀矿。周恩来得知信息后，通过征询与酝酿，向毛泽东主席作出书面报告，提出建设核工业的建议和具体意见。1955年1 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等关于核反应堆、原子弹原理以及中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作出了创建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1 月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成立了国务院原子能小组，揭开了我国核工业建设的序幕。1956年11 月，作为国务院核工业归口管理部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成立。1958年5 月31日，周恩来批示同意把核武器试验靶场、仓库由二机部负责设计，勘察施工由军队负责，建成后由军队管理，全国分工协作进行核工业建设的大好局面初步形成。
原子弹只有与导弹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威力。在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后，国务院、中央军委随即开始研究发展导弹技术的有关问题。1955年9月，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用被拘禁的11 名美国飞行员进行交换顺利回国。受周恩来的嘱托，钱学森于1956年2 月写了一份《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3 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航空工业委员会，具体领导这项工作。1958年6 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1958年5 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从此开启了中国“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征程。
（二）攻坚阶段
解放初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家底非常薄弱。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大约40 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余人。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大型设备等武器装备缺乏，就连基本的零部件、电子元器件都难以生产，许多技术还没有掌握。我国研制原子弹、导弹，一开始曾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1957年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国际新技术协定》，在铀矿勘察、核物理研究、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等领域相继签订了六个重要协定。但苏联在尖端的“两弹”技术援助问题上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国与其保持相当的差距。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后，我国原子弹、导弹研制更是举步维艰。对此，聂荣臻等领导者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早在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就要求大家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正是基于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建立自己的科研基地和国防工业体系，加强技术和人才储备，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路线、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正在建设中的青海“221基地”遭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极度困难，“每人每月22斤混合粉，几钱油，又没有蔬菜，不少人得了浮肿病。”“221基地”的干部职工一边进行工程项目建设，一边组织农副业队，狩猎打鱼，种植青稞、土豆。在重重困境之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以大无畏的气概，确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下决心搞尖端武器的方针。1961年7月，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集中力量，为核武器事业大开“绿灯”。“从全国选调了105名高、中级科技人员以及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留学生，还抽调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到9所，与先期到所的朱光亚、程开甲，各自主持一个方面的科研工作。”组织机构的逐步健全和人员队伍的不断充实，打开了科研工作的良好局面，一洗苏联毁约的阴霾，在青海三千米以上的高寒缺氧地区，两年多就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随着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需要成立更高一级的领导机构加强组织协调工作。1962年11 月17 日，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全面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从此，核武器研制与试验在中央专委的直接领导下，加快了进程。从专委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9 次会议，讨论解决了科研、设计、生产中提出的近百个重大问题。在研制“两弹”过程中，曾组织26 个部、委、院，20 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参加会战，分工协作，联合攻关，全面落实了近千项科研课题和新材料、新设备的成套研制任务。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等难关分别被攻破，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逐步建立，受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影响最大的浓缩铀提炼问题，也在各方大力协同，共同努力下被攻克。
（三）辉煌成就
1960年以后，我国科学家对氢弹理论的研究逐步取得进展。
1964年5 月和1965年l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时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加快。
1965年，中国科学家突破了氢弹研制中的关键环节，探索出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
1966年12 月，中国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中央强调要实现原子弹与导弹相结合。在导弹和喷气技术领域，中国科学家经过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三个阶段的飞跃。1960年，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和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1964年，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1966年，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同年，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该报告计划在1970至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代号为“651”任务。1970年4 月24 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苏联用了4 年，美国用了7 年零4 个月，法国用了8 年零6 个月，而我国则用了两年8 个月，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成功率最高，耗资也最少，在决策、管理、技术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弹一星”道路。
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
三、“两弹一星”研制成功的原因
虽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英勇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三座大山。但是，成立后的新中国在经济方面，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发展缓慢。为了能够让新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让人民群众早日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党中央决定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国家制定“一五”计划，将重工业发展落到实处。“一五”計划完成后，我国工业与往年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并为我国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日后“两弹一星”战略决策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无论怎样，研制“两弹一星”的物质技术基础都是十分薄弱的，只有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道路。
由于党中央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的优势，组织全国各方面力量协同合作，凝聚起了强大合力，实现重点攻关突破。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以身许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决策和统一领导起到了决定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始终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着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为缩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尽可能迅速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有力地领导和组织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
“两弹一星”的决策离不开党中央的深谋远虑和坚强领导，如果没有中央决策，没有党的领导是绝对干不成。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国防科技的发展，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这是我国“两弹一星”研制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在较短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定性原因。在“两弹一星”事业的决策过程中，毛泽东曾多次亲自主持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国防尖端科技战略决策实施的制度保证。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国民经济陷入困难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大科学规划的实施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科研、生产、使用相结合，统筹规划，对于加强科学管理，克服分散、重复现象，提高科技投资的综合效益，集中力量办大事，加速国防科技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开拓创新精神起到了支撑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盛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和利用科学知识。周恩来指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在和平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为了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党和国家在50 年代中期就响亮地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制定了《1956一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把发展核科学技术作为重点，因为当时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核技术的利用，它集中了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确定以核技术为重点，不仅可以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而且可以带动起一大批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核武器研制成功，也才能打破军事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威胁，遏制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59年，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开展“技术革命”的任务，强调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1956年2月，毛泽东主席和钱学森在宴会上
“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过程。一是大胆启用了海外归来的萃萃学子。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的23位科技专家中，有九位是从美国归来的，六位是从英国归来的，五位是从德国、法国、苏联、加拿大归来的，参加了“两弹一星”研制。二是不唯资历、学历、年龄、只唯能力。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 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就毅然回国，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他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再如：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50年回国受阻，并受美国方面监禁，1955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争取下回到中国，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他是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导弹之父”和“火箭之王”。还有 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朱光亚，领导核反应堆设计、实验时还不到35 岁，委以重任，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于一身。等等。
核武器研制与试验既是新鲜事物，需要刻苦钻研、攻关，又因其专业繁多，相互联系复杂，因而须在工作中注意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如果没有科技人力资源的支撑和创新潜能的迸发，“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三）“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规范严格的管理体制起到了关键作用
“两弹一星”工程的管理体制是由行政管理体系、技术管理体系和政治管理体系结合而成的一体化组织结构。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国务院、国防部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以至中国科学院和各产业部门及其下属研究院所、厂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
就政治管理体系而言，中央政治局代表党中央，是该工程的最高领导机构。在军方，其代表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全国各部、院、委员会党委（组）及其下属各所、室等基层党支部与军队各部门党组织均接受其领导。
就行政管理体系而言，以中央政府和国务院为最高领导机构，直接负责“两弹一星”研制的单位如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均属中央政府，其部长或院长由中央政府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为协调各单位的关系，往往还设有面向不同管理口径的办公室。
就技术管理体系而言，在结构上依托于行政体系，主要表现形式是由科技专家担任“两弹一星”工程各级研制部门的行政副主官，主管科研工作。如中国科学院由气象学家竺可桢任副院长，主管（自然）科学研究，第二机械工业部由物理学家钱三强任副部长，第七机械工业部由钱学森任副部长。政治-行政-学术管理体制的运作，并非这三者严格分工，而是有分工、有合作，即“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或“党委领导下的行政与技术分工负责制。”
另外，科研技术层面的因素也不可忽视。重要的是实现了技术民主，进行自由讨论、集体攻关。首先，技术委员会保证了技术民主在体制上的实现。吴际霖在调入组织管理核武器研究所后，向李觉提出必须确定科研民主的方针，并建议成立技术委员会，负责决策，行政力量不能干预。4 个技术委员会的主任分别是吴际霖（军工专家）、王淦昌、郭永怀和彭桓武，无一行政领导者。技术民主的观念在当时深入人心。其次，提倡在民主平等的氛围中进行自由讨论则保正了技术民主的实现。典型的技术攻关事例有原子研制中的九次运算、氢弹原理突破中的有群众大讨论等。
还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是我国真正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基石。尖端技术不可能从国外直接拿来，即使有的一时可以从外国引进，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消化和新的创造最终还是会受制于人。惟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将祖国发展与安全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科研人员攻破了几千个重大技术难关，制造了几十万台件设备、仪器、仪表。他们的自主创新精神，不仅使研制工作在短时期内连续取得重大成功，而且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独立自主地掌握了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四、“两弹一星” 研制成功的意义
1999年9月18日北京举行的表彰研制“两弹一星”功臣大会上，中共中央、 国务院及中央军委授予邓稼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高峰的空前壮举。他还将“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具体而言“两弹一星” 研制成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两弹一星”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奠定了我国国防安全体系的基石
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我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仅用4年时间，1960年我国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又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上天。从此之后，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研制和发射了各种型号的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火箭，潜艇水下发射成功，发射多颗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及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两弹一星”为我们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提供了装备技术保障，增强了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能力和作战能力，促进了我国战略威慑体系的形成。
（二）“两弹一星”深刻影响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塑造了中国崭新的大国形象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使中国的战略能力显著提升，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从此，我国国际影响力明显加大，国际地位显著改观。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与美国、苏联等大国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重大外交进展得以实现。例举：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1964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院官员托马斯在给助理国务卿邦迪的备忘录中写到，美国必须记住的两个重要事实是：一，中国早晚会进入联合国和参加核裁军的国际谈判；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往正在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因此美国必须设法改变仅仅是“遏制”的对华政策，逐步打开同中国交往的大门。由此可见，如果那时中国没有原子弹，中美关系改善之路还不知道会怎样走；如果没有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中国的对外开放之路还不知道怎样走。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东方红一号卫星
（三）“两弹一星”对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向科技创新型国家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盛典上展示的武器装备，是“两弹一星”高新尖端武器的延承和发展。这些按照作战体系模块化编组的受阅装备均由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研制生产，再度彰显涵盖核、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的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是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脊梁。这些装备的亮相，极大地振奋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众多机械化信息化的先进武器装备列装部队，满足了体系化作战需求；国防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一批关键技术攻关取得重大成果，基础前沿领域科技创新步伐加快，创新平台体系不断优化；军工核心能力建设取得新成效；紧紧围绕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等重点任务，正在努力形成军民深度融合的先进武器装备研发、供给和保障能力。
（四）“两弹一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优越性，也为我们富国强军留下了宝贵经验
“两弹一星”作为新中国最尖端的国防战略工程，所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依托全党、全国、全军之力取得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本质上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发展瓶颈和实现快速发展的过程。集中力量办的大事，是体现人民整体意志、符合人民根本要求、代表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事，是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保障人民群众权利的大事。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我国面临的基本情况是人口多、底子薄、资源有限、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要想迎头赶上，必须找准短板和弱项，集中有限资源去攻关。为此，在工业发展方面，我国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等，在不太长时间里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支撑，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济极端困难、技术基础薄弱、帝国主义封锁等严峻条件下，全国“勒紧裤腰带”集中力量研制“两弹一星”，办成了一系列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而言，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与国家战略利益拓展相互交织，国防安全与国内安全稳定相互交织，传统领域安全与新兴领域安全相互交织，军事安全与其他安全相互交织，现实安全与潜在安全相互交织。这些都要求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必须要有一个跟踪—追赶—跨越式的大发展，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真正确保维护国家安全。我们要学习弘扬“两弹一星”的爱国主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