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中国面貌历史性变化的里程碑。会议作出了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崭新面貌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中国共产党面貌的历史性变化，也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以此为起点，坚定地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集体智慧，从各个方面深入总结了历史经验，通过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开创了党的事业新局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使党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诗赞：

真理标准大讨论，

思想解放启国运。

遵循规律顺民愿，

改革开放迎新春。

科教优先创奇勋，

百业兴旺醉乾坤。

温饱之后奔小康，

民富国强四海尊。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一）人民期盼中国能迅速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科学技术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安全。这一切都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毫无疑问 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人民期盼中国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繁荣富强的道路。 

（二）政治上迫切需要拨乱反正打破 左倾路线的束缚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26日，华国锋在听了中宣部的汇报时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要避开不说。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基础在于：刚刚解决“四人帮”问题，全国上下仍有部分“左”的思想潮流，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当时华国锋本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这个理论路线的; 受个人资历限制，华国锋本人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只能“照过去方针办”；作为一种政治宣言，“两个凡是”表现了华接班的“正统地位”；当时存在一些党内人士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了迷信的地步，对毛泽东的一言一句都视为真理。

“两个凡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经过了当时的政治局同意。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封信经中央转发，对于在全党范围内削减“两个凡是”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 '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在讨论中占主动地位，并最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赢得了大多数在文革中被打倒，受迫害和牵连的老一辈政治家的支持，邓小平掌权后，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该方针被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务实观点所取代。

（三）邓小平在经济上大力整顿为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1975年，邓小平恢复主持中央党政工作后，就同“文化大革命 ”唱反调，开始拨乱反正，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次，整顿是连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并没有完全中断。邓小平领导１９７５年整顿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１９７５年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谈话、批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复杂混乱局面，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构成了日后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起点：

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毛泽东同志三条重要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是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

只有基本路线还不够，还要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不然，基本路线是空的。不仅要路线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

社会主义不是靠吹能吹得出来的。我们不能吹，因为我们现在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时间。

不但各行各业要整顿，党也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不整顿，我们这个党就成问题。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在整党的同时，要腾出时间来搞好企业管理、生产秩序、设备维修等。

现在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丢掉了。要大讲增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四人帮”的报刊宣传“只讲斗争不讲团结”，这是不利于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不利于增强党性、消除派性的。

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要发挥专业科研机构和队伍的骨干作用。大中型企业要有自己的研究试验机构。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必须虚心地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要多引进一点国外的先进技术，就必须增加出口。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尽可能地多出口。为了加快我国煤炭、石油的开发，可以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按照国际贸易中通行做法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由他们供应适合需要的现代化的成套设备，然后用我们生产出来的煤炭和原油偿还。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绝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

要坚决消除“三废”污染，保护环境，保护职工身体健康。

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

要实事求是。加强调查研究，使思想符合客观实际，不断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上述一系列言论，是日后形成完整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观点、重要思想。

（四）“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思想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夏，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白天上课，晚上到医院陪护妻子。就在陪护妻子的一周时间里，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都翻了一遍，找出里面关于实践的理论论述。查资料、列提纲、写文稿，一个多月后，8000字的文章初稿完成。胡福明把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寄出时，他仍心存顾虑，甚至做好了坐牢的准备。胡耀邦同志看到这篇文章高度重视，在他的组织下，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当时，为了使文章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胡福明同意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全文刊登; 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全文刊载。由此引发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在刚刚经历了十年动乱、刚刚确定了“两个凡是”的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凡是”的坚持者和支持者纷纷出来责难和压制，长期以来地位特殊的《红旗》杂志奉命保持沉默。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拥护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广泛地开展。这一场大讨论的历史意义在于：拉开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直接左右着中国的命运，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乃至成为后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这场大讨论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华国锋等人作了检查，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五）中美关系的改善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就当时的国际关系而言，中苏关系恶化，需要需要改善中美关系，争取美国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两弹一星发射成功，国力逐步强大，能以平等的姿态和西方国家交往。而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同时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国力衰退，需要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1972年，尼克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关系，启发了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体系的更新，推动了世界和平与经济流通，堪称20世纪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不言而喻，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国的意义重大，这使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联系加强，关系得到改善，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当时，使中国不再处于两个拳头打人的不利局面，在实际上结束了以往的以意识形态决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对中国的影响。提高了两国的战略地位，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重大的意义。有利于两国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金融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经过

 

（一）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基本基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按照惯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这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与会者没想到，原定会期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却从1978年11月10日一直开到了12月15日，延长到了36天。

中央工作会议的前两天，按部就班讨论经济工作，气氛波澜不惊。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在东北组的讨论中作了一个似乎有些“离题”的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的主张，即从明年起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怎样才能顺利实现这样的转变呢？陈云认为，要先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他的发言，捅破了“窗户纸”，发出了震惊中国的声音。

这次，陈云的发言完整地刊载在会议简报上。“六颗重磅炸弹”炸响了，当即激起了更有声势的回响。会场的热烈讨论一下子进入了白热化，会议气氛为之一振。聂荣臻在东北组，康克清在华北组，宋任穷、萧华在西北组，以及许多与会同志，都就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并补充提出其他一些必须由中央考虑做出平反决定的重大案件。

12月13日下午4时，邓小平在大会闭幕会上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发表讲话，正是这次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基本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禁锢、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闭幕会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本该到此结束了，可代表们感到邓小平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直到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落下帷幕。一个会开这么长，这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的历史上也被称为“最光辉灿烂的36天”。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准备在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的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习仲勋、陈再道等9位同志列席了全会。全体与会人员，除中央主席、副主席外，按地区分为6个组：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12月18日晚上，全会开幕，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华国锋通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之后，宣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

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一九七九、一九八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三）会议头两天的讨论

各小组在会议前两天的讨论中，一致同意中央确定的这次会议的议程、开法和时间安排以及会议的指导思想，坚决拥护中央坚强的决心，从明年1月份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性决策，并表示一定要集中精力抓紧时间学好会议的九个文件，讨论好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等重大问题。

20日上午，华北组有同志发言说：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来说，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力的大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还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某些制度。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改革。体制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法就是用经济管理的办法来管理经济。政治方面，主要是政权机构改革。一是党、政要分开，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不是党专政。党是起领导作用，是领导一切的，不是讲党直接专政。请中央考虑，把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分开。省、市、自治区也应如此，党委第一书记除特殊者外，一般不兼革委会主任为好。如果党政不分，就会形成事无巨细，都拿到党委会上讨论。应本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党委定了方针政策后，应放手让革委会去抓经济工作。

同一天上午，西南组有同志发言说：搞好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经过全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国的团结。搞好党内团结，重要的一条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大事要集体讨论。领导干部要听逆耳之言，让人家说话、出气，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12月18日上午和19日下午西北组讨论后，向中央提了五点具体建议：

1、今后中央开会，在主席台就座的，应为主席、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应和中央委员坐在一起，可以坐在第一排。这是我们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传统、老作风。建议今后主席、副主席步入会场时，不要起立鼓掌，可以坐着鼓掌。这既体现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大家亲切的相互关系，又照顾了一些年老体弱同志起坐不便的困难。

2、部分开放中南海。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在中南海的旧居，要开放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参观。将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旧居，开辟为周总理、朱委员长的纪念馆，可不再另建纪念馆。这样，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更大，感到更加亲切，还可以节省国家开支。

3、开放人民大会堂。现在不少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连进人民大会堂看看都不行，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人民大会堂可供我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参观，也可提供国际组织在此召开国际会议，赚取外汇。

4、政治局的同志要多接触群众，克服特殊化。现在政治局的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会，单独在十三楼开饭，有时看戏还摆烟摆茶搞特殊照顾，甚至擦脸毛巾还有大小之分。政治局有的同志到医院看病，警卫森严。要改变这种作风，希望政治局的同志要利用一切机会，多接近群众。

5、成立中央书记处或设立中央秘书长。为了让中央常委集中精力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处理日常事务。如目前成立书记处的条件不成熟，也可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

会议前期，还有不少代表就民主与法制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四）对四个政治局委员的批评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检讨。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常委表示，对他们的错误，要给他们一些考虑的时间，再作进一步检查。由于有一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们在会上听了介绍，看了四人的书面检讨后，颇为不满。对这四人的批评便成为12月20日以后小组会议论的主要内容。

20日，有同志向西北组提交书面发言，对汪东兴提出比较系统的、严厉的批评：汪东兴同志的这个检讨，令人大失所望，和他所担负的职务是极不相称的：一是上推下卸；二是避重就轻；三是应付交卷。建议中央考虑他本人的请求，免去他所兼任的一切职务，以利于汪东兴同志加强学习，认识错误，做好工作。同时，希望汪东兴同志尽快地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建议中央下发各委员和各单位，以利监督汪东兴同志改正错误。

各小组对纪登奎的问题进一步揭发和批评，有三十多人发言。他们指出：不解决纪登奎同志的问题，河南就安定团结不了，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就有困难。必须解决好纪登奎同志的问题，否则河南广大干部和群众还是心有余“纪”。

各小组对陈锡联问题的揭发与批评，较多地集中在他捧毛远新和在东北的错误。

由于华国锋当时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虽然四个政治局委员所犯的错误有许多是和他有直接联系的，有的实际上是因他的错误而犯的，但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基本上没有人提华国锋的错误或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更多的是对华国锋所作的自我批评的高度赞扬，有的甚至还替华国锋的错误辩护。不能不说这是党内个人崇拜等消极现象没有肃清的一种表现。

（五）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

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当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中最后一段话这样说：“明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0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全军指战员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在明年把工作中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应有的成就，将是对30周年的最好献礼……”次日，公报广播响彻千家万户。

 

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日，时令上是冬至，但对国家来说这一天是“立春”。这次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左”倾错误；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做出了从1979年起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使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出现很好的形势。从此，中国重新奔驰于正确的轨道上。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报告

 

具体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六大成果，以其巨大贡献实现中共历史的转折，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

1、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2、作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正式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3、提出了要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全会指出，现在必须“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4、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全会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5、解决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全会决定撤销中央过去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错误文件。全会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6、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20年后，江泽民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荣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一）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会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全会强调，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全会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全面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由此，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二）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

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我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改革开放的获得感不断增强，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到全体人民。我们党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坚定地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集体智慧，从各个方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不断开创党的事业的新局面，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使党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路更加清晰、步伐更加坚定。由此，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政党，是敢于面对现实、善于自我革新、勇于担当重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与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牢记“为人民谋福利，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汇聚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重要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比如：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思想路线部分的重要来源。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并在此后形成的改革开放理论，包括渐进改革思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观念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观点，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经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阐发，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执政党建设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党建部分。　　

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民主法制的理念，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部分的思想来源。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路，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而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一新思想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东南沿海地区迅速实现率先发展。随着对发展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入，中共又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思路，逐步解决了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动力

　　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形成的改革、民主、开拓进取、务实等精神，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创造新的辉煌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武器。

　　十一届三中全会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实行党内民主，坚持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增强了党的团结，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高扬的改革精神，表现为：认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创新精神；大胆学习别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极心态；不拘陈见、不囿一隅的开放胸怀。这无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发扬的民主精神，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强的政治思想保障。会议召开期间，与会同志的发言时间、发言次数、发言范围不受限制，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会议召开过程中，党的最高领导人当面道歉、参会人员点名批评与自我批评，各抒己见，切实体现了民主精神。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开拓进取精神，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要求“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敢闯敢干的拼劲和闯劲，反映了当时广大百姓的心声。

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务实精神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这次全会上，从实际出发推动经济建设，在党内高层达成一致，这有助于减少经济大起大落，也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前，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必须继续发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