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母亲
王浩敏
我的母亲，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也是一名忠诚的党员。她一生都在为党员的称号努力，为心中的信仰不懈追求，她的勤勉、善良以及对信仰的坚守，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怀念。
母亲孟宇彩
母亲生于 1920 年，1938 年，跟随父亲在国民党 38 军从事中共党的地下工作。1943 年，母亲前往陕北马兰地区受训学习。在那里，父亲在干训队，母亲则在眷属队。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父亲王尚信化名王恒生，母亲孟宇彩化名孟明。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眷属队的女同志们展现出了非凡的坚韧与毅力。她们白天开荒种地，挖掘芋头，为了边区的粮食供应辛勤劳作；晚上则挑灯学习、纺棉线。一旦前方有战士受伤，她们又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救治伤病员的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他们住的是窑洞，吃的是芋头和小米饭。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启了全新的人生，能识字有文化，学会了写信、看报。
由于她学习认真、劳动积极，在救治伤病员中不怕苦不怕累，1944 年 10 月，在队长杨玉琳和丈夫王尚信的介绍下，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更加坚定的信仰和信念。无论是开荒种地、学习还是纺棉线，母亲事事都冲在前面，力求做到最好。同年，哥哥出生，即便如此，母亲也没有因为孩子而影响工作和学习，晚上学习纺棉线时，她总是把哥哥背在背上，都能超额完成纺棉线任务。多年后，母亲回忆起那段时光，依然有说不完的话题，还会兴致勃勃地把她们在边区唱的歌，唱给我听，比如 “正月里是新春，抬住猪羊出了门，猪羊抬到哪里去，送给拥护的八路军”，这些歌曲承载着她对那段岁月的深深眷恋。
1946 年，组织上派郝步荣、王尚信、孟宇彩到豫西敌战区动员发动群众。父亲王尚信毕业于黄埔军校 18 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曾在国民党 部队担任过特务连连长，后到陕北马兰干训队学习。他们三人活跃在开封和洛阳之间，在工厂、学校、农村积极发展组织和党员，在洛宁、渑池、栾川等地建立了多个联络点。仅在洛宁，他们就发展了好几百人，其中一个师范学校就有百余人加入组织。他们以家庭为掩护，接济贫困孩子读书，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发展壮大爱国力量，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7 年，解放军推进，洛宁解放，父亲担任县委组织部长。他告诉母亲，全国即将解放，为了适应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必须回延安再次接受培训，这也是组织的决定。然而，当时拉锯式的战斗仍在持续，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与土匪、还乡团相互勾结，不断偷袭新政权，前往陕北的道路被阻断，母亲无法成行。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母亲只能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跟随父亲住在县政府所在地的二区，照顾家庭。
由于她学习认真、劳动积极，在救治伤病员中不怕苦不怕累，1944 年 10 月，在队长杨玉琳和丈夫王尚信的介绍下，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更加坚定的信仰和信念。无论是开荒种地、学习还是纺棉线，母亲事事都冲在前面，力求做到最好。同年，哥哥出生，即便如此，母亲也没有因为孩子而影响工作和学习，晚上学习纺棉线时，她总是把哥哥背在背上，都能超额完成纺棉线任务。多年后，母亲回忆起那段时光，依然有说不完的话题，还会兴致勃勃地把她们在边区唱的歌，唱给我听，比如 “正月里是新春，抬住猪羊出了门，猪羊抬到哪里去，送给拥护的八路军”，这些歌曲承载着她对那段岁月的深深眷恋。
1946 年，组织上派郝步荣、王尚信、孟宇彩到豫西敌战区动员发动群众。父亲王尚信毕业于黄埔军校 18 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曾在国民党 部队担任过特务连连长，后到陕北马兰干训队学习。他们三人活跃在开封和洛阳之间，在工厂、学校、农村积极发展组织和党员，在洛宁、渑池、栾川等地建立了多个联络点。仅在洛宁，他们就发展了好几百人，其中一个师范学校就有百余人加入组织。他们以家庭为掩护，接济贫困孩子读书，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发展壮大爱国力量，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7 年，解放军推进，洛宁解放，父亲担任县委组织部长。他告诉母亲，全国即将解放，为了适应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必须回延安再次接受培训，这也是组织的决定。然而，当时拉锯式的战斗仍在持续，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与土匪、还乡团相互勾结，不断偷袭新政权，前往陕北的道路被阻断，母亲无法成行。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母亲只能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跟随父亲住在县政府所在地的二区，照顾家庭。
同年深秋 10 月，上戈五区的区部第二次遭到土匪和还乡团的残酷袭击，几乎被全歼，损失惨重。父亲向县政府请示后，决定亲自带领人马前往上戈五区重建区部。当时形势极其严峻，家中又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母亲心中满是担忧，不希望父亲涉险。但 28 岁的父亲正值血气方刚，他坚定地对母亲说：“我从入党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谁没有父母老少、妻子儿女？怕死我就不当共产党！” 母亲深知父亲对信仰的坚定，虽心中不舍，却也只能默默为他准备行装。父亲临行前，又叮嘱母亲：“你也是党员，记住，要依靠组织，要坚强，也要照顾好两个孩子，我会回来的。” 他走到床前，看着熟睡的两个孩子，眼中满是慈爱与不舍，随后便带人骑马出发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送别竟成了父母的永别。
此后，白色恐怖笼罩着这片土地。父亲一去好几个月没有消息，上戈五区遭袭后，豫西山区的土匪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聚集在上戈大山里，他们与陕县、灵宝敌战区相互勾结，势力强大，严重阻碍了新政权的建立。父亲在那里安扎区部的工作异常艰辛。母亲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住在二区，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保护新政权，县政府和二区部多次转移到山里。母亲和孩子们也在二区部和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一次又一次地搬家转移。
父亲牺牲后，党组织为了保护母亲和孩子，一直瞒着她这个噩耗。当时洛宁县处于拉锯式斗争中，父亲音信全无，解放军过后，县政府也暂时转移上山。一时间，各种谣言四起，说国民党中央军打回来了，已经占领洛阳城，宜阳局势混乱，土匪即将卷土重来。母亲带着两个一两岁的孩子住在地下党员张廷训家，二区长多次前来探望，送来米面，并通知母亲敌人可能会回来，让她带着孩子们和他们一起上山。当母亲询问父亲的消息时，他们总是推说路不通、消息不准，还说人员分成东西两部分，隐瞒父亲牺牲的事实。看着年幼的孩子，他们担心母亲上山会遭遇危险，二区长对母亲说：“老孟同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两个孩子。” 母亲心中焦急万分，却始终得不到父亲的真实消息。
没过几天，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还乡团果然打了回来，区部和农会的同志纷纷上山，母亲被安排到一户可靠的群众卫强家里，除了母亲周边的人都知道父亲牺牲的噩耗。国民党部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抓走了五区副区长李爱国的母亲进行审问拷打。这位善良、勤劳，为我党做了许多工作的老人，在受尽凌辱拷打后，被敌人残忍地架起木炭火活活烧死。我们安身的家也未能幸免，被洗劫一空。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分头抱走我们兄妹，在敌人搜查时，将母亲藏在卫强家场房的干草垛里，才使她躲过一劫。敌人在洛宁县城激战三天三夜后才撤退。
为了打听父亲的消息，母亲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张廷训的母亲照看，因为战乱，她与中央西北局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当地党和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母亲翻山越岭，淌过齐胸深的河水，前往二区妇联主任卫女家打听消息。
农历 11 月的天气异常寒冷，冰冷的河水刺骨透寒，黑沉沉的冬夜寂静无人。张廷训的爱人将母亲送到河边，母亲又冷又怕，浑身直打哆嗦，但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点找到党组织，快点打听到尚信的消息！她毅然走进河中，渐渐地河水越来越深，快到河中间时，已齐胸深，脚下满是石子，她的脚踩上一块大石块，差点滑倒，那一瞬间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淹死就随尚信去算了！然而，一个波浪打来，将她浇醒，她立刻清醒过来：“不！我不能死，我是一个党员，尚信行前对我说过，要我照顾好一双幼小的儿女！如果尚信真的牺牲了，我也去了，两个孩子该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母亲定下心来，奋力在水中挣扎。快淌到河对岸时，她冷得浑身哆嗦，牙齿咬得咯咯响。上岸后，她体力不支，倒在地上。幸好一个寨上的老乡路过河边，将她救起，带到寨上卫女家。卫女和农会的干部都已上山，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母亲找了几家群众，大家都不忍心告诉她父亲牺牲的真相，只是热情地款待和安慰她。在寨上停留两天后，母亲一无所获，只好趁天黑淌河回去。过河时，她一阵眩晕，便不省人事。醒来时，她已躺在张廷训家里，张廷训的妈妈在屋子里架起木炭火，给她换上干净衣服，还端来刚烧好的姜汤喂她喝下。母亲感激不已，不知说什么好，泪水止不住地流，知道是大娘一家救了她们一家三口的性命。
张廷训是随农会转移到山上去了，母亲去二区打探消息，他们一家都十分担心，每天晚上都到河边查看。直到那天深夜，他们才看到母亲回来，躺在河边。老人帮忙照顾两个孩子，张廷训的爱人带着自己的两个大孩子，张廷训只能在后半夜回家看看，送些吃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母亲把仅有的一点钱和较好的衣服都给了大娘。
母亲十分能干，做鞋、剪衣做衣、做饭样样精通，还帮助穷苦孩子读书写字，积极教育宣传群众，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一有时间，她就帮忙做家务，带着孩子，只要听见狗叫声，就赶紧带着孩子躲进院子的干草垛里。孩子们也习惯了，躲在草垛里，都瞪大眼睛不敢出声，小婴儿有时候哭闹，母亲就用手捂住孩子的小嘴。敌人似乎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接二连三到张廷训家搜查，母亲意识到这里已经待不下去了。
一天夜里后半夜，张廷训回来，按照组织安排，送我们母子三人走三十多里地，到一户地下党员家里。这家男人随农会上山，女人胆小怕事，住了一天就对母亲说：“你们一家住我家，可不要出啥事啊！走漏了风声，我们一家也都活不成了。” 母亲也觉得确实连累了人家，便把孩子们穿的好一点的衣服和两块新布都给了她们，还帮助她洗衣、做饭。有一次敌人来搜查，威胁道：“看看谁家里有老八路王尚信的家人，如知情不报，就杀死全家！” 母亲为了不连累他们，毅然带着孩子去了张廷训家。张廷训来告诉母亲洛宁斗争形势严峻，组织上已想办法先把我们送回到老家。吃过饭后，他对我母亲说：“嫂子，我给你说了，你可不要难过啊！尚信哥他已经牺牲了两个多月了，怕你太难过，一直都瞒着你！现在组织决定送你们先回老家，才把这一切告诉给你！尚信哥他死得悲壮、英烈、有骨气，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为了两个孩子，为了党的事业，你一定要坚强啊！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要紧，他们可是烈士的后代啊！” 还没等张廷训说完，母亲就眩晕过去，她没有眼泪，不说话，仿佛失去了思想。大家急忙安慰、喊叫，喂她喝了点水，她的脑子才稍微清醒一点，父亲生前的生活影像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大娘在一旁看着母亲，心疼地说：“孩子，你真是个苦命的人哇！没有孩子他爹啦，你可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 大娘的哭声让母亲回到现实，她趴在大娘怀里，失声痛哭起来。三岁的儿子不住地喊妈叫爸，更让母亲心如刀绞，悲痛到了极点，她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
痛哭一场之后，母亲逐渐清醒过来，她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应该承受住任何考验。形势越来越严峻，事后母亲看到那条湍急的河流，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过去的。风声越来越紧，敌人装扮成老百姓，到处打听我们三人的下落，到各家逼问老百姓：“王尚信家属和两个孩子在不在？谁家窝藏老八路王尚信的家属、孩子，就杀死他们全家！” 他们叫嚣着要斩草除根，一定要把王尚信的家属孩子消灭掉。母亲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父亲真的牺牲了，她真想亲自去看看，才肯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她崩溃了，仿佛天塌了一般，一段时间里，她白天黑夜都生活在梦里，无法自拔，还因此生了病。孩子和大人都在张廷训叔叔家，有几个党员家属轮流照顾。
醒过来之后，母亲终于相信父亲真的不在了，她告诉自己要坚强起来，接着父亲未完成的事业走下去。母亲召集近几个区的地下党员骨干和支部成员开会，研究布置当前任务和斗争措施，严守党的纪律和秘密。她搜集了秘密文件和资料，进行妥善处理和安排。白天，她从不敢外出，办事都在夜晚。土匪还乡团一来，她就带着三岁多的哥哥和未满周岁的我藏在老乡家的床底下、衣柜里，或是后院的干草垛里，用手捂住要哭孩子的嘴，就这样，躲过了敌人的一次次追捕。为了保存实力，迎接全国解放，组织上最后决定先把我们母子三人送回巩县老家，母亲无奈之下同意了。
1948 年春天的一个夜里，党组织派人搞来一张通行护照，帮我们打点好行李，张廷训雇来一辆两匹马拉的胶皮大车，后半夜送我们去洛阳。我们简单化了妆，反穿衣服，脸上抹些碳黑，放好东西，告别了乡亲，趁着黑夜出发。一路上，我们过关卡、住旅店，到韩城时，土匪追了过来，母亲把我们两个小孩藏到旅店床下，枪声响起，整整响了半夜，子弹把房上的瓦都掀掉了。早上上路，又遭到土匪的阻击，赶车师傅抽着鞭子狠劲打骡子，车飞也似的跑起来，母亲把带的东西都陆续扔下去，土匪才没有追上。走了两天半时间，我们才到洛阳城外，从西宫进洛阳城要过七道关卡，都要看护照、搜查、盘问，好在组织安排周密，我们顺利过完了关卡，一家人风尘仆仆，总算保住了生命，这是最重要的。父亲的大哥在洛阳做生意，我们先到他那里暂时住下。毕竟他是父亲的亲大哥，收留了我们。总算是见到了老家的亲人，父亲牺牲了，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先看情况，再慢慢转回老家。
为了和中央西北局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大伯的大儿子把我们又送到开封，二伯在开封做生意。在开封，我们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有找到郝步荣同志（当时他在开封活动）。那时河南还没有解放，1948 年 4 月，妈妈只好先带我们回巩县老家。
回到老家后，我们住在外婆家。不久，西北局派王国来家联系，听说父亲牺牲，他十分悲伤，当即把父母在边区和西北局的工作情况写信介绍给当地政府，让政府给母亲安排工作，并留下通讯地址，对我们安慰一番后，便随部队出发了。母亲拿着王国写的介绍信到县政府找到袁春芳政委，政委看后说：“前方还在打仗，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各方面工作都还不稳定，你先回家照顾好烈士的后代，咬紧牙关渡过这段艰难时光，等全国都解放了，就给你安排工作。” 母亲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战争年代，什么苦没吃过，现在尚信牺牲了，我更应该多做些革命工作，孩子我会安排好的。” 但无论母亲怎么说，袁政委都坚持以后再安排工作。母亲无奈，只好再去找徐宝森县长，可当时局势不安定，找人很难，母亲到县里几次都没有找到。
1949 年春天，郝步荣到我家联系工作，才知道父亲牺牲的消息，他竭力安慰母亲，自己却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战友而惋惜。1949 年 10 月，郝步荣从中央西北局带回了郝步荣、李静怡、孟宇彩、陈明玺四个人的党组织关系，他写信让母亲去取。母亲坐火车去开封（当时省政府在开封），先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找到郝步荣，又一起到省政府找到吴芝圃省长。吴省长让人查后说，母亲和陈明玺的党组织关系已于昨天分别寄到巩县和洛宁县了，让母亲回去等。母亲又提出到洛宁县上戈父亲牺牲的地方看看，把父亲的尸骨带回家，吴省长让人开了路证交给母亲。回到家后，母亲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收到组织关系，她又到县组织部找到李万隆询问，还是没有收到，她又到荥阳专署查了几次，都没有找到。最后母亲又去找到郝步荣，两人一同到省委，也没找到人，母亲只好把此事托付给郝步荣，让他帮忙到省委查清楚。全国刚解放，许多事都没有走上正轨，郝步荣来信说，信的原件还保管着，省里确实寄到县里了，寄往洛宁县陈明玺的组织关系一直到 1956 年才查到，而母亲的组织关系却一直石沉大海。
父亲牺牲，母亲的组织关系丢失，这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但看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想到他们是烈士的后代，为了抚养他们成人，母亲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由于长期和组织失去联系，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坚强的生活下来。母亲不甘父亲的尸骨流落他乡，1949 年底，她带着路证和父亲的一个侄子一起到洛宁县上戈五区父亲牺牲的地方去找他的尸骨。带路的老大爷在父亲牺牲的一个小山坡根上挖出几根烧焦的黑骨头，说是王区长的尸骨，是他们捡拾起来，掩埋在这里的。大爷说：“王区长可是个好人啊，他是为俺山里人死的，俺永远忘不了他对俺们山里人的好！” 当时洛宁县刚刚解放，工作千头万绪，但区部和县政府都给我们老家写了信，强调一定要开追悼会。返回到巩县后由于种种原因未开成追悼会，就把父亲埋葬了。母亲在老家分到七亩地，实在太做难了，一个女同志耕种收打，样样都要干，还要照顾好两个孩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偏巧那时正赶上宣传新婚姻法的浪潮。外婆家人见母亲处境艰难，频频催逼她嫁给一个从山西逃难回村的单身汉。母亲心里清楚，为了养育烈士后代，为了今后的生活，她只好接受了家里的安排。
在接下来的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母亲积极投身其中，处处以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她忙里偷闲，多次前往县组织部查找自己的组织关系，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无奈之下，母亲又去找父亲的中学教师焦瑞哺帮忙，焦瑞哺当时担任县政府所在地二区长，他知晓父亲在洛宁县从事地下工作的过往，也热心地帮着查找多次，可惜依旧没有结果。大家都劝母亲回去踏踏实实地工作，重新争取入党，母亲也是这么做的。
平日里，母亲白天在田间地头、集体劳作中积极肯干，业余时间还热心地帮左邻右舍裁剪衣服、理发、念报纸，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出色，被推选为小组长，1958 年又当选为两个小队的妇女队长。大跃进时期，各种评比检查接连不断，母亲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可一想到自己是在为党工作，再苦再累她都毫无怨言。白天劳作，晚上开会，半夜还得料理家务、纺花织布。
大队支书郭炳寅和副支书郭锤看到母亲吃苦耐劳、追求进步，便打算重新发展母亲入党。母亲听闻，再次前往省委组织部查找组织关系，这次终于查到了档案的存根号是 002207。组织部的同志还为母亲写了一张便条，说明孟宇彩确系共产党员，只是组织关系丢失时间过长，让当地酌情解决。母亲满怀希望地把条子交给副支书郭锤，郭锤依据母亲平日里的卓越表现，在支部大会上提议，全体党员举手表决通过母亲重新入党。可谁能料到，就在举行入党仪式的当天，有人提出母亲娘家和尚信家都是地主成分，就往后搁搁再说吧！入党一事便被搁置下来。
直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粉碎了 “四人帮”，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为了母亲的党籍问题，我们四处奔走，找到了时任甘肃省检察院院长王国，又联系上了在北京工作的中央西北局和陕北马兰地区的老同志，包括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杨信及其爱人赵玉梅（又名章敏，赵寿山侄女）、北京空军后勤部政委杨万钧、北京二外学院的党总书记杨玉林（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还有西北民族学院院长蒙定军。他们联名给中共河南省省委写信，如实反映母亲的冤案情况，甘肃省检察院的王国又把情况反映给河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长郭坦，在他们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督促巩县县委抓紧办此案。于1979年10月巩县县委(1979)37号文件恢复了妈妈的组织关系，党龄从1944年10月算起！
从尚信牺牲起，32 个春秋悄然流逝，对于一位在战争年代入党的老党员而言，这失去的组织关系，其分量甚至超过了生命。当母亲终于拿到那份来之不易的恢复党籍决定时，她万分激动的说道:是党给了我政治生命，我要永远跟党走！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真挚的感情！几十年所受的委屈、历经的艰难，都未击垮她的信仰追求，她对党的感情是真实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值得我们后人永远学习。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母亲言传身教，用自己作为党员的坚定信念，默默影响着四个孩子的成长。为了供孩子们上学，白天，她与继父一同在田间劳作；夜晚，洗衣、打杂，和我们一起推碾、推磨，准备次日的饭菜与孩子们上学要带的口粮，忙完这些后，她又接着纺棉线。犹记得 1961 年，我和哥哥都在康店五中上学，放学回家拿吃食，晚上睡觉前，母亲总会泡些红薯疙瘩，随后便开始纺棉花。等我们早上醒来，母亲还在转着棉车纺花，早饭已做好，用红薯疙瘩和菜叶烙出的饼子散发着热气，我匆忙吃饭上学，还不忘给哥哥带上一份，而母亲，却常常是整夜未眠。那时，家中仅靠两个劳动力养育四个孩子，在农村，这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家都食不果腹，继父不想让我继续上学，这本也无可厚非，然而母亲却态度坚决，执意让我读书，正因如此，我才勉强读完初中，哥哥则在五中解散时回了家，后来我又被推荐到站街一中，直至毕业。
母亲一直都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的心愿与承诺，无论生活多么艰苦、身体多么疲惫，她都竭尽全力为党付出，一心要将烈士的后代抚养成人，让四个孩子都能成长为栋梁之材。她的言行品德，如春雨润物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让我们深知生活的艰辛不易。在她的培育下，老大成了一名名副其实、扎根基层的教育工作者；老二在县人民银行担任正科级女副行长兼党支部书记，是女同志中的佼佼者；老三男孩河南大学毕业，在省委人大常委任副秘书长；小女儿同样争气，无论从政、经商还是涉足金融领域，都是先进模范。因为母亲，就是他们坚实的后盾，更是他们前行路上的光辉榜样。
此后，白色恐怖笼罩着这片土地。父亲一去好几个月没有消息，上戈五区遭袭后，豫西山区的土匪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聚集在上戈大山里，他们与陕县、灵宝敌战区相互勾结，势力强大，严重阻碍了新政权的建立。父亲在那里安扎区部的工作异常艰辛。母亲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住在二区，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保护新政权，县政府和二区部多次转移到山里。母亲和孩子们也在二区部和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一次又一次地搬家转移。
父亲牺牲后，党组织为了保护母亲和孩子，一直瞒着她这个噩耗。当时洛宁县处于拉锯式斗争中，父亲音信全无，解放军过后，县政府也暂时转移上山。一时间，各种谣言四起，说国民党中央军打回来了，已经占领洛阳城，宜阳局势混乱，土匪即将卷土重来。母亲带着两个一两岁的孩子住在地下党员张廷训家，二区长多次前来探望，送来米面，并通知母亲敌人可能会回来，让她带着孩子们和他们一起上山。当母亲询问父亲的消息时，他们总是推说路不通、消息不准，还说人员分成东西两部分，隐瞒父亲牺牲的事实。看着年幼的孩子，他们担心母亲上山会遭遇危险，二区长对母亲说：“老孟同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两个孩子。” 母亲心中焦急万分，却始终得不到父亲的真实消息。
没过几天，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还乡团果然打了回来，区部和农会的同志纷纷上山，母亲被安排到一户可靠的群众卫强家里，除了母亲周边的人都知道父亲牺牲的噩耗。国民党部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抓走了五区副区长李爱国的母亲进行审问拷打。这位善良、勤劳，为我党做了许多工作的老人，在受尽凌辱拷打后，被敌人残忍地架起木炭火活活烧死。我们安身的家也未能幸免，被洗劫一空。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分头抱走我们兄妹，在敌人搜查时，将母亲藏在卫强家场房的干草垛里，才使她躲过一劫。敌人在洛宁县城激战三天三夜后才撤退。
为了打听父亲的消息，母亲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张廷训的母亲照看，因为战乱，她与中央西北局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当地党和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母亲翻山越岭，淌过齐胸深的河水，前往二区妇联主任卫女家打听消息。
农历 11 月的天气异常寒冷，冰冷的河水刺骨透寒，黑沉沉的冬夜寂静无人。张廷训的爱人将母亲送到河边，母亲又冷又怕，浑身直打哆嗦，但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点找到党组织，快点打听到尚信的消息！她毅然走进河中，渐渐地河水越来越深，快到河中间时，已齐胸深，脚下满是石子，她的脚踩上一块大石块，差点滑倒，那一瞬间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淹死就随尚信去算了！然而，一个波浪打来，将她浇醒，她立刻清醒过来：“不！我不能死，我是一个党员，尚信行前对我说过，要我照顾好一双幼小的儿女！如果尚信真的牺牲了，我也去了，两个孩子该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母亲定下心来，奋力在水中挣扎。快淌到河对岸时，她冷得浑身哆嗦，牙齿咬得咯咯响。上岸后，她体力不支，倒在地上。幸好一个寨上的老乡路过河边，将她救起，带到寨上卫女家。卫女和农会的干部都已上山，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母亲找了几家群众，大家都不忍心告诉她父亲牺牲的真相，只是热情地款待和安慰她。在寨上停留两天后，母亲一无所获，只好趁天黑淌河回去。过河时，她一阵眩晕，便不省人事。醒来时，她已躺在张廷训家里，张廷训的妈妈在屋子里架起木炭火，给她换上干净衣服，还端来刚烧好的姜汤喂她喝下。母亲感激不已，不知说什么好，泪水止不住地流，知道是大娘一家救了她们一家三口的性命。
张廷训是随农会转移到山上去了，母亲去二区打探消息，他们一家都十分担心，每天晚上都到河边查看。直到那天深夜，他们才看到母亲回来，躺在河边。老人帮忙照顾两个孩子，张廷训的爱人带着自己的两个大孩子，张廷训只能在后半夜回家看看，送些吃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母亲把仅有的一点钱和较好的衣服都给了大娘。
母亲十分能干，做鞋、剪衣做衣、做饭样样精通，还帮助穷苦孩子读书写字，积极教育宣传群众，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一有时间，她就帮忙做家务，带着孩子，只要听见狗叫声，就赶紧带着孩子躲进院子的干草垛里。孩子们也习惯了，躲在草垛里，都瞪大眼睛不敢出声，小婴儿有时候哭闹，母亲就用手捂住孩子的小嘴。敌人似乎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接二连三到张廷训家搜查，母亲意识到这里已经待不下去了。
一天夜里后半夜，张廷训回来，按照组织安排，送我们母子三人走三十多里地，到一户地下党员家里。这家男人随农会上山，女人胆小怕事，住了一天就对母亲说：“你们一家住我家，可不要出啥事啊！走漏了风声，我们一家也都活不成了。” 母亲也觉得确实连累了人家，便把孩子们穿的好一点的衣服和两块新布都给了她们，还帮助她洗衣、做饭。有一次敌人来搜查，威胁道：“看看谁家里有老八路王尚信的家人，如知情不报，就杀死全家！” 母亲为了不连累他们，毅然带着孩子去了张廷训家。张廷训来告诉母亲洛宁斗争形势严峻，组织上已想办法先把我们送回到老家。吃过饭后，他对我母亲说：“嫂子，我给你说了，你可不要难过啊！尚信哥他已经牺牲了两个多月了，怕你太难过，一直都瞒着你！现在组织决定送你们先回老家，才把这一切告诉给你！尚信哥他死得悲壮、英烈、有骨气，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为了两个孩子，为了党的事业，你一定要坚强啊！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要紧，他们可是烈士的后代啊！” 还没等张廷训说完，母亲就眩晕过去，她没有眼泪，不说话，仿佛失去了思想。大家急忙安慰、喊叫，喂她喝了点水，她的脑子才稍微清醒一点，父亲生前的生活影像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大娘在一旁看着母亲，心疼地说：“孩子，你真是个苦命的人哇！没有孩子他爹啦，你可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 大娘的哭声让母亲回到现实，她趴在大娘怀里，失声痛哭起来。三岁的儿子不住地喊妈叫爸，更让母亲心如刀绞，悲痛到了极点，她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
痛哭一场之后，母亲逐渐清醒过来，她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应该承受住任何考验。形势越来越严峻，事后母亲看到那条湍急的河流，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过去的。风声越来越紧，敌人装扮成老百姓，到处打听我们三人的下落，到各家逼问老百姓：“王尚信家属和两个孩子在不在？谁家窝藏老八路王尚信的家属、孩子，就杀死他们全家！” 他们叫嚣着要斩草除根，一定要把王尚信的家属孩子消灭掉。母亲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父亲真的牺牲了，她真想亲自去看看，才肯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她崩溃了，仿佛天塌了一般，一段时间里，她白天黑夜都生活在梦里，无法自拔，还因此生了病。孩子和大人都在张廷训叔叔家，有几个党员家属轮流照顾。
醒过来之后，母亲终于相信父亲真的不在了，她告诉自己要坚强起来，接着父亲未完成的事业走下去。母亲召集近几个区的地下党员骨干和支部成员开会，研究布置当前任务和斗争措施，严守党的纪律和秘密。她搜集了秘密文件和资料，进行妥善处理和安排。白天，她从不敢外出，办事都在夜晚。土匪还乡团一来，她就带着三岁多的哥哥和未满周岁的我藏在老乡家的床底下、衣柜里，或是后院的干草垛里，用手捂住要哭孩子的嘴，就这样，躲过了敌人的一次次追捕。为了保存实力，迎接全国解放，组织上最后决定先把我们母子三人送回巩县老家，母亲无奈之下同意了。
1948 年春天的一个夜里，党组织派人搞来一张通行护照，帮我们打点好行李，张廷训雇来一辆两匹马拉的胶皮大车，后半夜送我们去洛阳。我们简单化了妆，反穿衣服，脸上抹些碳黑，放好东西，告别了乡亲，趁着黑夜出发。一路上，我们过关卡、住旅店，到韩城时，土匪追了过来，母亲把我们两个小孩藏到旅店床下，枪声响起，整整响了半夜，子弹把房上的瓦都掀掉了。早上上路，又遭到土匪的阻击，赶车师傅抽着鞭子狠劲打骡子，车飞也似的跑起来，母亲把带的东西都陆续扔下去，土匪才没有追上。走了两天半时间，我们才到洛阳城外，从西宫进洛阳城要过七道关卡，都要看护照、搜查、盘问，好在组织安排周密，我们顺利过完了关卡，一家人风尘仆仆，总算保住了生命，这是最重要的。父亲的大哥在洛阳做生意，我们先到他那里暂时住下。毕竟他是父亲的亲大哥，收留了我们。总算是见到了老家的亲人，父亲牺牲了，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先看情况，再慢慢转回老家。
为了和中央西北局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大伯的大儿子把我们又送到开封，二伯在开封做生意。在开封，我们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有找到郝步荣同志（当时他在开封活动）。那时河南还没有解放，1948 年 4 月，妈妈只好先带我们回巩县老家。
回到老家后，我们住在外婆家。不久，西北局派王国来家联系，听说父亲牺牲，他十分悲伤，当即把父母在边区和西北局的工作情况写信介绍给当地政府，让政府给母亲安排工作，并留下通讯地址，对我们安慰一番后，便随部队出发了。母亲拿着王国写的介绍信到县政府找到袁春芳政委，政委看后说：“前方还在打仗，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各方面工作都还不稳定，你先回家照顾好烈士的后代，咬紧牙关渡过这段艰难时光，等全国都解放了，就给你安排工作。” 母亲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战争年代，什么苦没吃过，现在尚信牺牲了，我更应该多做些革命工作，孩子我会安排好的。” 但无论母亲怎么说，袁政委都坚持以后再安排工作。母亲无奈，只好再去找徐宝森县长，可当时局势不安定，找人很难，母亲到县里几次都没有找到。
1949 年春天，郝步荣到我家联系工作，才知道父亲牺牲的消息，他竭力安慰母亲，自己却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战友而惋惜。1949 年 10 月，郝步荣从中央西北局带回了郝步荣、李静怡、孟宇彩、陈明玺四个人的党组织关系，他写信让母亲去取。母亲坐火车去开封（当时省政府在开封），先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找到郝步荣，又一起到省政府找到吴芝圃省长。吴省长让人查后说，母亲和陈明玺的党组织关系已于昨天分别寄到巩县和洛宁县了，让母亲回去等。母亲又提出到洛宁县上戈父亲牺牲的地方看看，把父亲的尸骨带回家，吴省长让人开了路证交给母亲。回到家后，母亲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收到组织关系，她又到县组织部找到李万隆询问，还是没有收到，她又到荥阳专署查了几次，都没有找到。最后母亲又去找到郝步荣，两人一同到省委，也没找到人，母亲只好把此事托付给郝步荣，让他帮忙到省委查清楚。全国刚解放，许多事都没有走上正轨，郝步荣来信说，信的原件还保管着，省里确实寄到县里了，寄往洛宁县陈明玺的组织关系一直到 1956 年才查到，而母亲的组织关系却一直石沉大海。
父亲牺牲，母亲的组织关系丢失，这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但看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想到他们是烈士的后代，为了抚养他们成人，母亲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由于长期和组织失去联系，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坚强的生活下来。母亲不甘父亲的尸骨流落他乡，1949 年底，她带着路证和父亲的一个侄子一起到洛宁县上戈五区父亲牺牲的地方去找他的尸骨。带路的老大爷在父亲牺牲的一个小山坡根上挖出几根烧焦的黑骨头，说是王区长的尸骨，是他们捡拾起来，掩埋在这里的。大爷说：“王区长可是个好人啊，他是为俺山里人死的，俺永远忘不了他对俺们山里人的好！” 当时洛宁县刚刚解放，工作千头万绪，但区部和县政府都给我们老家写了信，强调一定要开追悼会。返回到巩县后由于种种原因未开成追悼会，就把父亲埋葬了。母亲在老家分到七亩地，实在太做难了，一个女同志耕种收打，样样都要干，还要照顾好两个孩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偏巧那时正赶上宣传新婚姻法的浪潮。外婆家人见母亲处境艰难，频频催逼她嫁给一个从山西逃难回村的单身汉。母亲心里清楚，为了养育烈士后代，为了今后的生活，她只好接受了家里的安排。
在接下来的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母亲积极投身其中，处处以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她忙里偷闲，多次前往县组织部查找自己的组织关系，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无奈之下，母亲又去找父亲的中学教师焦瑞哺帮忙，焦瑞哺当时担任县政府所在地二区长，他知晓父亲在洛宁县从事地下工作的过往，也热心地帮着查找多次，可惜依旧没有结果。大家都劝母亲回去踏踏实实地工作，重新争取入党，母亲也是这么做的。
平日里，母亲白天在田间地头、集体劳作中积极肯干，业余时间还热心地帮左邻右舍裁剪衣服、理发、念报纸，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出色，被推选为小组长，1958 年又当选为两个小队的妇女队长。大跃进时期，各种评比检查接连不断，母亲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可一想到自己是在为党工作，再苦再累她都毫无怨言。白天劳作，晚上开会，半夜还得料理家务、纺花织布。
大队支书郭炳寅和副支书郭锤看到母亲吃苦耐劳、追求进步，便打算重新发展母亲入党。母亲听闻，再次前往省委组织部查找组织关系，这次终于查到了档案的存根号是 002207。组织部的同志还为母亲写了一张便条，说明孟宇彩确系共产党员，只是组织关系丢失时间过长，让当地酌情解决。母亲满怀希望地把条子交给副支书郭锤，郭锤依据母亲平日里的卓越表现，在支部大会上提议，全体党员举手表决通过母亲重新入党。可谁能料到，就在举行入党仪式的当天，有人提出母亲娘家和尚信家都是地主成分，就往后搁搁再说吧！入党一事便被搁置下来。
直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粉碎了 “四人帮”，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为了母亲的党籍问题，我们四处奔走，找到了时任甘肃省检察院院长王国，又联系上了在北京工作的中央西北局和陕北马兰地区的老同志，包括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杨信及其爱人赵玉梅（又名章敏，赵寿山侄女）、北京空军后勤部政委杨万钧、北京二外学院的党总书记杨玉林（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还有西北民族学院院长蒙定军。他们联名给中共河南省省委写信，如实反映母亲的冤案情况，甘肃省检察院的王国又把情况反映给河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长郭坦，在他们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督促巩县县委抓紧办此案。于1979年10月巩县县委(1979)37号文件恢复了妈妈的组织关系，党龄从1944年10月算起！
从尚信牺牲起，32 个春秋悄然流逝，对于一位在战争年代入党的老党员而言，这失去的组织关系，其分量甚至超过了生命。当母亲终于拿到那份来之不易的恢复党籍决定时，她万分激动的说道:是党给了我政治生命，我要永远跟党走！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真挚的感情！几十年所受的委屈、历经的艰难，都未击垮她的信仰追求，她对党的感情是真实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值得我们后人永远学习。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母亲言传身教，用自己作为党员的坚定信念，默默影响着四个孩子的成长。为了供孩子们上学，白天，她与继父一同在田间劳作；夜晚，洗衣、打杂，和我们一起推碾、推磨，准备次日的饭菜与孩子们上学要带的口粮，忙完这些后，她又接着纺棉线。犹记得 1961 年，我和哥哥都在康店五中上学，放学回家拿吃食，晚上睡觉前，母亲总会泡些红薯疙瘩，随后便开始纺棉花。等我们早上醒来，母亲还在转着棉车纺花，早饭已做好，用红薯疙瘩和菜叶烙出的饼子散发着热气，我匆忙吃饭上学，还不忘给哥哥带上一份，而母亲，却常常是整夜未眠。那时，家中仅靠两个劳动力养育四个孩子，在农村，这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家都食不果腹，继父不想让我继续上学，这本也无可厚非，然而母亲却态度坚决，执意让我读书，正因如此，我才勉强读完初中，哥哥则在五中解散时回了家，后来我又被推荐到站街一中，直至毕业。
母亲一直都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的心愿与承诺，无论生活多么艰苦、身体多么疲惫，她都竭尽全力为党付出，一心要将烈士的后代抚养成人，让四个孩子都能成长为栋梁之材。她的言行品德，如春雨润物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让我们深知生活的艰辛不易。在她的培育下，老大成了一名名副其实、扎根基层的教育工作者；老二在县人民银行担任正科级女副行长兼党支部书记，是女同志中的佼佼者；老三男孩河南大学毕业，在省委人大常委任副秘书长；小女儿同样争气，无论从政、经商还是涉足金融领域，都是先进模范。因为母亲，就是他们坚实的后盾，更是他们前行路上的光辉榜样。
后 记
母亲恢复党籍时，已经六十高龄，没有工作的她，便在家种地，悉心照料生病瘫痪的继父，还要兼顾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上中学。即便手头拮据，她仍每月用卖猪肉、卖鸡蛋攒下的那点钱按时交党费，还会挤出为数不多的钱，想着去北京探望那些久未谋面的老战友。北京的战友们得知情况后，凑了 80 元寄给母亲，我也主动请假，陪着母亲踏上圆梦之旅。我们一同拜访了杨万钧、杨信夫妇以及杨玉林母女，这些革命老前辈在文革中都历经磨难，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如今虽都已年过花甲，身体偶有小恙，但精神矍铄。大家相聚一堂，聚餐、照相，回忆往昔，总有说不完的话，彼此安慰、相互鼓励，气氛热烈非凡。在北京的一星期时间，他们陪着母亲游览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长城，留下诸多珍贵留念。母亲满是欣慰地说：“我的心愿实现了，这一生，值啦！” 倘若母亲能看到今日，看到庆祝建党 100 周年时党如此强大，人民衷心拥护，国家国泰民安，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她该会多么幸福啊！安息吧，妈妈，您的心愿已然实现！
2021年3月26日
作者简介:
王浩敏，女，经济师。党员。1947年5月出生，河南巩义人。毕业于河南金融干部管理学院。曾任巩义市人民银行副行长，正行级督办，党支部书记，金融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