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诗赞：
主义信念坚如磐，
遵义会议拨云烟。
抛弃教条纠错误，
扶正领导聚英贤。
实事求是定路线，
挽救革命大逆转。
独立自主去决断，
团结戮力开新篇。
一、遵义会议的历史背景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于是，遵义会议召开势在必行。
二、遵义会议经过
（一）参加会议人员
1、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朱德(1886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893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1898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2、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3、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1904～1997)中共中央秘书长。
李德(1900年-1974年)，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伍修权(1908年-1997年)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翻译。
（二）遵义会议经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
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三、遵义会议《决议》主要内容
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于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四、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一）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建立起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前，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五任主要领导，陈独秀犯过右倾错误，瞿秋白犯过“左”倾错误；向忠发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必要的理论素质、政治素质与领导能力，最终成为叛徒；王明、博古是“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人物。所以，遵义会议前一直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政治远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成为遵义会议的核心和灵魂。毛泽东同志政治上的高瞻远瞩，思想上的实事求是，军事上的丰富经验，策略上的深谋远虑，是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条件。
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奠定稳固基础。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建立起了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没有遵义会议，就不会有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更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在遵义会议上作出的一系列举措和决定，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二）遵义会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得到许多重要帮助。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发展，远在莫斯科远离中国革命实践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瞎指挥”愈来愈脱离中国实际，导致中国革命多次出现右倾或“左”倾错误。由于长征初期的行动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博古、李德在敌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坚持向敌人部署重兵的湘西进军，遭到毛泽东同志等的坚决反对。
由于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局势紧迫，所以没有共产国际的人参与指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会议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确定中央领导核心等重大问题，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伟大开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使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则。
（三）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行动中的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
第五次反围剿行动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王明瞿秋白等人高估了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的能力。因为前四次行动的胜利，他们以为共产党的发展的趋势已经超过了国民党，所以他们想要通过正面应敌的方式来打败国民党，为共产党正名。
事实上，共产党的势力并没有超过国民党，至少在武器这一块，他们是打不过国民党的。所以这次行动失败了。根据情况来分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主要领导人过分夸大了共产党的能力，“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国情民情和中国革命实际，空谈教条，盲目指挥，只唯上，只唯书，一切照“本本”上说的办，导致了红军和共产党的失败。
在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首的一方，始终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清楚地看到左倾思想的错误和改正方法，使党中央纠正了这个严重的错误，坚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
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抛弃“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坚持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落脚点”的确定与建立全国抗日战争的前进阵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夺取长征胜利同实现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有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极大鼓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四）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生动力。
遵义会议既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聚集体智慧的典范，又是面对重大危机，万众一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典范。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全党全军不恐慌不懈怠不放弃，理想信念坚如磐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地决定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开辟出中国革命新路。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等都是遵义会议精神深刻的科学内涵。其中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他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注重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创造了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蚀本不干”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在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战略方针和前进方向。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历史证明，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生动力。今天，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依然需要坚持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