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奠定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的兵谏。同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由此，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
诗赞：
日寇入侵国蒙难，
独裁安内忙督战。
张杨奋起发兵谏，
各派纷争将弥天。
中共大义来斡旋，
放弃前嫌把手牵。
筑牢抗日大战线，
众志成城克敌顽。
一、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
(一)国际背景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同年11月，张浩向陕北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1936年红一方面军在打开华北抗日通道的名义下东征，但实际与之作战的也仍然只能是国民党军队，而东征与同时进行的西征在实质上抱着相同的目的，这就是突破国民党的包围，为红军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指出中共“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此时，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的行径，使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二)国内背景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率东北军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
193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与直属部队组成的陕甘支队，从俄界继续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进占哈达铺，翻越六盘山，10月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边缘的保安县吴起镇，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胜利会师，随后又同十五军团红军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终于找到了长征立足点，抵达最后的目的地，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开始了为实现新的战略任务而斗争的新阶段。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蒋本人兼任总司令，张学良担任副总司令。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6年8月25日，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明确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在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以后，毛泽东于9月间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请他们阅览致国民党书，并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望蒋介石等“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正当中共中央采取抗日逼蒋方针，推动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抗日政策的时候，蒋介石于1936年10月亲自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
张学良和东北军，同日本有着深刻的家仇国恨，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明显。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军退入关内，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在陕北“围剿”红军中，屡遭失败，损失了近3个师的主力部队，2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或阵亡或被俘;蒋介石趁机取消了东北军3个师的编制。东北军官兵深受国土沦丧、家破人亡之痛，民族意识强烈，不愿再打内战，要求抗日。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和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对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的做法十分不满，逐步同共产党和红军建立了联系。1936年春，西北军和红军首先商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准备共同抗日。同年2月，中共代表李克农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谈判，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局部合作的协议。3月，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会晤，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双方加强联系，但对中共抗日反蒋主张表示了不同的意见。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在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订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防，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的协议。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尚有民族意识，应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会谈后，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进行抗日准备工作。这样，红军与国民党军团结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局部地在西北地区建立起来。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概括而言，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出于爱国之情接受了中共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这也是张学良在抗战时期主张的“攘外安内”政策的具体体现，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左。蒋介石根本不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亲临西安督战，致使张、杨处于抗日不能，“剿共”不愿，苦谏无效的境地，只好选择兵谏。
二、西安事变经过
(一)西安事变序幕
随着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张学良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
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等著名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对此，国民党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1936年8月29日晚，根据蒋介石电令，国民党特务在西安西北饭店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北平学联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及马绍周、关时润等人。张学良闻讯后，立即派人将宋黎接回，并保护性逮捕刘澜波、孙达生等。当晚，张学良派兵包围并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因29日电报代码韵目为“艳”，此事件故称“艳晚事件”。“艳晚事件”为三个多月后发生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一番。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 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全场爱国情绪高昂，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军士。
这一切，都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做好了铺垫。
(二)西安事变经过
1936年12月9日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决定兵谏。张学良回营之后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即刻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这样，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矛盾便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西安事变的枪声即将打响。
1936年12月11日晚宴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国民党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介石的好友。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吧?”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去见蒋介石。
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南京国民政府陷入一片混乱。如上所述，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并电邀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从意大利返国。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方法。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阶级的众多人士中，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的内战，因而对张、杨表示不支持。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当时各国的态度也极其复杂。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它不能坐视南京政府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美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张学良、杨虎城以非常的军事行动押扣蒋介石，事先并没有同中共进行任何商量。但是，他们指望中共对他们的爱国正义行动予以全力支持，并协助他们解决捉蒋后的复杂问题。因此，事变一发动，张学良要刘鼎一分钟也不耽误，立刻向中共中央发报。电文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张学良在连续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还转告了他们在通电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以及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12月12日，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关于发生西安事变的电报后，立即作了紧急处置。一面急电张学良，要求证实来电的可靠性，并建议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带，红军担负在北面钳制胡宗南等部的任务;一面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报告张学良来电的有关情况。同时，提议派周恩来赶赴西安与张、杨共同协商大计。
13日，由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召开西安事变后首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都认为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将会“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表示拥护张、杨的爱国主张，对妥协派(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代表的一派)要争取、分化、孤立，还提出要推动国民党黄埔系、CC派、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要巩固西北三方的联合，并要在抗日援绥的原则下，与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西南桂系联合;要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到西安参加救国会议。会议针对内战一触即发的危险局势，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会议强调：“把抗日为最高旗帜”，依靠党的原则正确冷静地处置，确定中共的方针是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会议还决定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由于事变是突发事件，一时难以了解全面情况，会上也有人提出了“除蒋”、“审蒋”的主张，但会议总的基调是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起来，从而为中共最终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指出张学良等人的行动是完全带有革命性的，并要求共产国际：(一)在世界舆论上赞助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抗日义举;(二)争取英、美、法三国赞助中国革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苏联大力援助中国。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指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胜利;表示若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部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说明“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请派飞机到肤施接周去西安。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根据对西安事变情况的进一步了解和全国事态的发展，认真研究了促使事变向着推动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方向发展的方针、措施，并于14日发出《西安事变后促动南京政府停战抗日运动的方针办法》，明确指出应发动群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援绥抗日及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在各地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等团体，以促使南京政府停止内战、走向抗日;坚决反对亲日派的降日卖国和策动内战的阴谋等。中共中央还要求各地注意，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这表明，中共中央在事变后坚持与中国国民党联合抗日的立场，坚持了反对内战、争取国内和平的主张;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与张、杨的主张是一致的。
15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位红军高级将领的名义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明了中共坚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解决事变、与中国国民党共赴国难的严正立场。
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出现的复杂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于12月14日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人前往西安。
15日清晨，周恩来等18人身负重任，由保安动身，17日下午抵达西安，周恩来立即与张学良晤商。周恩来对张学良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勇敢决断的精神，表示钦佩。张学良则向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的情况和处理事变的意见。经过缜密计议两人决定：军事上，红军加入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组成的西北抗日联军，张学良则希望叶剑英参加参谋团，三军统一指挥。这使“三位一体”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融为一体，巩固了三方的团结。政治上，双方同意在逼蒋介石允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保证蒋介石的安全，释放他回京领导抗日。这既可借蒋的权威压服南京讨伐派，防止干戈再起;又可达到事变发动时提出的“促蒋反省”、共同抗日的目的。双方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等。
18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前往拜访杨虎城。中共代表团还对张、杨所部将领与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工作。这样，三方在逼迫蒋答应抗日后和平解决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面对西安事变后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共中央全面研究了国内外的动态，冷静地分析了事变可能导致的两种结局：或由此爆发新的内战;或逼蒋抗日，结束内争，共同对外。为了争取后一种前途，避免前一种恶果，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在蒋介石答应联合抗日后，保蒋安全，进而联蒋抗日。电文尖锐地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为国家民族计，为蒋介石个人计”，国民党应毅然采取以下措施：(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表示相信，如果中国国民党果能实现上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与蒋介石、陈诚等谈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讨逆军”进攻的周密部署。当时“讨逆军”所属东路集团军的兵力已近10个师，其中5个师已进到潼关、华县，从东面直迫西安，西路集团军的兵力也达10个师，拟向天水、陇西集中，尔后经宝鸡、凤翔协攻西安。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反复磋商，三方于12月21日共同决定：集中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主力，釆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西路军顾祝同军。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电周恩来，指出在西安工作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要周与张、杨共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公开谈判”;提出了实现和平的五项条件：“(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中共中央的电报嘱咐周恩来：“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电报最后要周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诚、宋子文等谈判调停。
中国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实际上恰与张学良不谋而合。逼蒋抗日，乃是张学良此次发动“兵谏”的初衷。扣蒋以后，他一再表白，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就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因此，当他了解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对共产党这种置国家、民族大局于个人恩怨之上的深明大义的立场，感到由衷的钦佩。
12月23日，各方代表在张公馆西楼开始谈判，讨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三位一体”。当天上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提出中共及红军的主张：(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加上抗日或救国)。(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些条件的理由;同时说明，如果国民党能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诸项，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些条件，但要转告蒋介石最后酌定。
当日下午，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继续谈判。宋先就6项条件提出实施意见。他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组为抗日政府，并就过渡政府的人选交换了意见，拟推荐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各部部长进行适当调整。周恩来提议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张、杨也推荐了几位部长人选，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宋子文还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送其回南京，以主持全国政事，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杨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爱国领袖先释放，蒋再回南京。张、杨、周还提出：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由张学良领导，先进行抗日准备，南京政府负责军需接济。宋子文答应将此事转告蒋。最后，周恩来提议，在蒋介石同意上述办法下，他可以直接与蒋讨论各项问题。宋子文说，可先与宋美龄谈，他力主和平、抗日。这天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谈判的主要内容电告中共中央。电报表示：如同意这些原则，他将以全权代表与蒋介石谈判。电报还请示中共中央在何种条件下允许蒋回南京。
12月24日上午，各方代表继续谈判。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九项协议：(1)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令人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由二宋负责;蒋鼎文即携蒋手令赴南京，下令停战撤兵。(3)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目前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由宋氏兄妹担保蒋确要停止“剿共”，并经过张学良之手负责接济红军。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宋表示先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中国国民党。(6)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具体办法与宋美龄商定。(7)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公开活动。(8)外交政策：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9)蒋回南京后发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九条，基本上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也承认了共产党、红军和苏区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双方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当天下午，周恩来单独与宋子文会见。宋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主动要求中共派专人驻沪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潘汉年正奉中共中央之命在沪、宁与张冲、陈立夫等人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进行磋商。因而，周恩来告诉宋子文，由在沪之潘汉年，负责与其联络，商讨、实施谈判达成的各项具体协议。
同一天，蒋介石当面对张学良做了承诺：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联俄及英、美，改组中国国民党，由孔祥熙、宋子文与张学良商定名单。这表明，蒋介石已基本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和中共提出的六项要求，且增加了改组中国国民党一款。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及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周诚挚地向蒋陈述，目前时局，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是唯一出路。然后，他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拥蒋抗日之意;若蒋先生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不仅他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听蒋先生指挥。中国共产党如此深明大义，以德报怨，不能不使蒋介石大感意外，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后，表明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与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谈判中所商诸项);(三)蒋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宋子文则坚持请中国共产党及西安方面信任他，他愿负责去实施所谈各项;并再次提出要立即放蒋回南京。宋美龄表示，十分感激周恩来千里迢迢来斡旋。
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会见与谈判，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谈判。正如毛泽东说的：“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这时，放蒋基本已成定局，但一部分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和西安少数高级人士坚持要有条件放蒋的呼声仍然很高。他们认为蒋介石的诺言必须有所保证，如协议要由蒋签字，中央军要立即撤到潼关以东，缓冲地区要由阎锡山部移驻，等等。25日上午，张学良会见了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耐心而坦诚地表白他主张放蒋的理由：“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出了“乱子”不好向国人交代，于25日下午3时，简略向杨虎城作了嘱托，即匆匆偕蒋氏夫妇乘车直趋机场。当时机场聚集了几千人，本是欢迎抗日将领傅作义的，蒋误以为是群众向他示威，有点紧张，立即对张、杨又重申了“六项承诺”：“(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并立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蒋介石还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张学良则将手谕交杨虎城，请杨即日起与于学忠代他指挥，然后于下午4时与蒋、宋等登机而去，待周恩来赶往机场，飞机已起飞。
这样，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对外界用“红军代表团”名义)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积极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终于获得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此外，中国国民党当局比较痛快地接受联共抗日等6项主张，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张、杨两将军因领导和解决了西安事变，“大有功于抗日事业”，而成为“千古功臣”。
四、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同时也担当了促成其和平解决的重要角色。他为了保护蒋的安全，还用自己的人头做保证。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南京政府的代表时表示，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可见，张学良是用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把西安事变往和平解决的方向上指引。张学良送蒋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民党不断失去领地，张被软禁的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后因解放战争国民党失败，被蒋带到台湾软禁。
西安事变的另一发动者杨虎城将军则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同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死。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历史地位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充分肯定。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社会认同。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中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迫使国民政府停止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基本结束了中国长达十年的内战，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变的枢纽：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不仅对国内，而且对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当时，日本的侵略野心不仅是对中国，就是对苏美也存在妄想，甚至曾经想要通过占领中国而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中国就有可能因为内战而导致被日本占领的残局，必然威胁到苏美等国家的安全。因此，苏联极其关注西安事变，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促成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在西安事变之前，国际上就曾经组织过会议，针对世界法西斯这一事件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在这种残暴的列强主义面前(包括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建立一条统一而且同步的战线是十分必要的。西安事变在国内达成了一致的对外战线，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