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使国内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撕毁《双十协定》，但其历史意义依然重大，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临危不惊、化危为机的博大胸怀和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实现“和平建国”方针的努力和斗争中，团结了拥护这一方针的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及海外华侨，推动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会谈中采取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谈判技巧，既坚持基本原则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作出尽可能大的让步，使谈判最终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这是人民力量的胜利，更是中国共产党谈判技巧的展现，为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继续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诗赞：
弥天大勇虎穴闯，
拨乱反正乾坤朗。
威胁利诱均无妨，
正义在握两手强。
广结良缘谈主张，
博大胸怀树形象。
反对独裁民主扬，
联合政府是方向。
一、重庆谈判的历史背景
重庆谈判的历史背景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出来：
(一)国内背景
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在美国支持下，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妄图篡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全国性的独裁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热切要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斗争，成为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非常紧迫的，关系和影响着未来中国命运与前途的重大课题。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从4月23日召开至6月11日结束，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等。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5月5日召开至21日结束。针对中共提出“民主的联合政府”主张，作出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压迫和打击。中间人士面对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电报还邀请他们前往延安。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民盟政治报告认为，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这样，和平和民主便成为战后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谈判的重要理由。
(二)国际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听命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从这个目的出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这一政策成为中国人民民族解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苏联为避免爆发新的战争，保持其远东的安宁环境，在诸多问题上亦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承认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支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并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领导人一方面防止美国插手东北，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只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甚至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三)国共两党的谈判目的迥异
重庆谈判之前，蒋介石军队由于抗战大多退回西北、西南地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做好打内战的各方面准备，谈判可以拖延时间，调拨军队。如果共产党不去，蒋介石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从而发起内战，责任都在共产党。当时，共产党还是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是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希望可以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穿蒋介石的假和平的阴谋。
二、重庆谈判序曲
(一)重庆谈判三方代表
重庆谈判虽是国共两党举行的谈判，但却是决定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谈判。因此，国共两党都高度重视，用很大的精力来组织这次谈判，双方都派出得力人员织成谈判代先团。
中共代表团以毛泽东为首，辅以了解全局、富有谈判经验、机智灵活、刚柔相济的周恩来、王若飞。
国民党代表团由蒋介石操纵，指派政治上老练通达，能严格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办事，且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的资深官员组成。除了蒋介石之外，主要有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外国代表有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蒋介石顾问端纳;苏联大使彼得罗夫。
(二)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电报往来
重庆谈判前，蒋介石打了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则回复3封电报。
蒋介石给毛泽东同志的第一封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同志给蒋介石的第一封复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蒋介石给毛泽东同志的第二封电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 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毛泽东同志给蒋介石的第二封复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蒋介石给毛泽东同志的第三封电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同志给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三)毛泽东决计去渝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他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要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个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不过，人们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安全问题。深入虎穴与“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蒋介石谈判，能够安全返回吗?毛泽东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
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国共双方会谈从第二天上午开始。
三、重庆谈判过程
(一)初始谈判陷入僵局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整编问题。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
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实无一驳之价值。”
其实，中共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1944年11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在与赫尔利谈判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议很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
原本就是蒋介石说客的赫尔利，看到自己与中共的协议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又马上翻了脸，很快给中共发来了与五点协议背道而驰的三点协议。从这次反复中，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
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但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的太多。斗争聚焦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谈判由此陷入了僵局。
(二)毛泽东统战工作赢得社会民心
谈判桌上，国共双方举步维艰。谈判桌外，毛泽东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参加国际活动，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造访了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宾主刚一落座，张澜就不安地对毛泽东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国共两党要谈判嘛，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可以了。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
听了张澜的话，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随后，毛泽东又向张澜介绍了中共在此次和谈中提出的几项主张，张澜连声说:“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在重庆，毛泽东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起初大家都感到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毛泽东则开导大家:“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毛泽东与陈立夫一见面，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机锋，搞得陈立夫异常尴尬，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发表，社会影响最大。到达重庆的第四天，毛泽东就会见了老朋友柳亚子。柳亚子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又与毛泽东共事过一段。由于二人都爱好诗词，所以较一般朋友显得更加亲密。得知老友到达重庆，柳亚子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桂园探望，一见面就赠了毛泽东一首诗。诗中有言:“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称赞毛泽东这次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涉险来重庆谈判的义举。吟罢自己的诗，柳亚子就请毛泽东赋诗。毛泽东就把1936年2月在陕北时所作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给了柳亚子。柳亚子赞叹毛泽东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
起初，柳亚子想把这首词拿到中共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但《新华日报》的同志说，主席不想让青年人知道他做旧体诗，所以只发表了柳亚子的《和毛润之先生咏雪词》。可每每有朋友造访，柳亚子总忍不住拿出这首词与人一同鉴赏。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沁园春·雪》就在重庆传开了。
吴祖光正在重庆担任《新民晚报》副刊“西方夜谭”的主编。读到坊间传抄的《沁园春·雪》时，他击节称赞，认为作为一名报纸副刊编辑，遇到这样的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就自作主张在《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了这首《沁园春·雪》。他还在词后加了一段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沁园春·雪》发表时已是1945年11月份，毛泽东早已回到延安，但这首“咏雪词”还是轰动了山城。据说，蒋介石读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时，大为不安。他对自己的“文胆”陈布雷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赶快组织人，写文章批判他。”可他们征集上来几十首《沁园春》词作，却没有一首能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相提并论的。
(三)艰难谈判促成《双十协定》的签订。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
此时，肩负促成国共和谈任务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收到了回国述职的命令。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但是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共方面认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尽管中共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仅把允许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
在当日的“谈话纪录”中可以看到这样剑拔弩张的一幕。当国民党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议后，王若飞当场拍了桌子，气愤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
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9月27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他在194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
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顾及到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并认为中国刚刚打败日本，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毛泽东成不了大事。他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
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协定》一开篇就说:国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虽然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是积极的。
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
张治中和毛泽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治中甚至还乐观对大家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全场来宾报以热烈鼓掌。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纷纷来到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毛泽东以大智大勇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四、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
由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导致全面内战爆发，使重庆谈判变为了一场政治闹剧。然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用革命的两手坚决应对了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迫使国民党败退台湾，于1949年10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重庆谈判，其重大历史意义在于：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重庆谈判作为战后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为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重庆谈判使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威信大大提高
《解放日报》在1945年10月13日发表的社论中谈到，重庆谈判“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而且也影响着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会谈的成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现。”
争取和平建国、制止内战爆发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解决国内矛盾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方针反映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和平建国”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取得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动地位。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化”等政治主张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使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方针受挫。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和全国人民意愿的角度出发，用极大诚意争取和谈的成功，击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也击破了美蒋要让中共承担破坏谈判责任的诡计，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威信大为提高。
二、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坚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做了充分的准备，以让步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并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以及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这从中共方面向国民政府提交的进行谈判的核心内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其中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性，也体现了明显让步的灵活性。特别是第二条、第三条，蒋介石曾亲自批写了“甚佩”两字，表示满意。
中共在谈判中始终坚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原则，在解放区和抗日军队整编问题上，在蒋介石、赫尔利不断施加高压，导致谈判一度中断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决不轻易妥协让步，坚持抗日军队必须在双方军队公平合理地整编后，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即在政治民主化后，军队才能国家化，而不是把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所领导的党治政府。真正需要改造的是国民党的军队，而保存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是向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过渡的重要保证。这才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要求的。
三、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与各民主党派的交往推动国内和平民主力量的凝聚与发展
《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达成的。
毛泽东亲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也成为各民主党派议论和关注的焦点。在会见各方人士时，毛泽东、周恩来等积极宣传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推动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他们在与宋庆龄、于右任、张澜、柳亚子、郭沫若等中共老朋友的多次交往中，就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面临的“两条道路”等诸多问题开诚布公地、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共同切磋解决问题的办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重视，对各方民主人士的尊重。中国共产党用真诚拉近了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距离，与之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和更为深厚的友谊，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凝聚和发展，促进了民主党派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促进了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运动向前发展。
四、重庆谈判为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协议奠定了基础
重庆谈判为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协会议的召开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在政治生活方面，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积极进行斗争所取得的成果。重庆谈判时，国共双方虽然达成了《双十协定》，但在军事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国民大会及受降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而且双方完全同意和意见相近的几项也仅仅达成了框架协议。全国人民关注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使宣传口号变成了行动口号。国共两党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由全国人民、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来共同解决。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代表主要讨论了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问题。经过协商，最终达成了五项协议，即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这五项协议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局面，有利于和平建国方针的顺利实现，有利于避免国共两党之间内战的爆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蒋介石在撕毁政协决议的同时，也就完全失去了人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